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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大体量回流现象并没有发生在超700万从广西前往广东创业务工的农民工群体中。李泉说，一直以来，绝大多数广西农民工都把广东作为就业首选地，除非因为年龄增长等原因在广东无法找到能胜任的工作，才会考虑回广西。

谈及其中缘由，李泉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广西的制造业工厂，普工平均薪资要比广东低30%-50%，大多数普工月工资不超过4000元，而在500公里外的广州，即使疫情等因素影响下，工厂实行做四休三，工人月工资仍至少有4000元。如果选择回流广西，短时间内找不到合适的岗位，甚至会面临再次返贫。

万广华用了一个亲戚的亲身经历来说明农民工进城的好处——一位亲戚户籍在江苏农村，在那里，一个服务员岗位月收入2000元不到，如果驱车向东4个小时到上海，工作内容没有任何变化，月收入至少5000元，这是典型的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中外研究均表明，城市的生产率是农村的3—5倍，中国经济能否成功取决于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尤其是市民化进程能否顺利推进。

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提出了他关于中国最知名的一条预言——影响21世纪世界进程的两件大事：一是美国的高科技革命，二是中国的城市化。

在美国硅谷开始大规模裁员之际，中国的农民工市民化也遇到了挑战：当他们开始老去时，他们数十年工作的城市并非一个可以安心的归宿。

李铁表示，从经济发展规律上看，人口向产业高密度集中地区和各类中心城市以及周边地区的中小城市聚集是发展趋势。所以对于一部分农民工的返乡创业，只能说是农民工因为无法享受与就业所在地的当地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待遇，在最佳就业年龄期之后一个无奈的选择。

在调研中，邓仲良发现，大量农民工在广东、浙江等地持续工作多年，当他们进入中老年阶段以后，因为没法在当地落户、享受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加之高昂的房价，回流成为了一个家庭的最优选择。这也是影响农民工回流最主要的经济因素。